朱镕基同中外记者见面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到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招待会一开始，朱镕基总理就请记者们提问。

新华社记者：您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财政赤字？如果再连续几年增发国债的话，财政风险会不会逐渐加大？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朱镕基答：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一个是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199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到1998年出口变成了零增长，以至于负增长。有的中小金融机构发生了一些危机或者说挤兑，国有企业约有一千万职工下岗，因为需求不足，大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都供过于求。当时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对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方说，有人建议人民币应该贬值，以促进出口；也有另外一种建议，把国有资产卖了就可以渡过这个危机。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决策，这个决策执行三年以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为什么是正确的呢？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人、财、物都不缺乏。财，指的是银行里居民的储蓄存款很多。但由于工业加工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没有多少有效益的项目可以把银行的存款贷出去，而银行还得照付利息。如果国有银行的这些资金不能动用起来，对国家财政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采取由国家财政向银行发行国债的形式，把银行的资金动用起来。另一方面，有些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只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把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利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三年发了3600亿元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带动起来了。现在看，成绩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这些资金都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三年，我们修建了17万公里的公路，1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扩建和电气化铁路1万公里；长江几千里的大堤也都达到了防洪的标准，再遇到1998年那样大的洪水我们也不害怕了。各个城市也都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的生态和环境保护都得到了改善，这个效益是很明显的。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工业生产，国有企业增加了税收和利润，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我们从去年，也就是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三年，看到了这个效果。去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3880亿元，比1999年增收1960亿元，跨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因此我们能够还债。

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虽然是增加了，还增加得比较多，但是所有扩大的赤字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有能力使国债能够得到双倍的收益。我认为增发国债没有任何风险。

去年，我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在新疆见面，我问他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意见。他问我现在国债的余额，我说1．2万亿元，这包括了过去历年借的国债，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他干脆地告诉我说这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20％还差得很远。当然，我并不是因为他说了这个话就放心了。我是从去年的实践，就是财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亿元，感到手里有钱，真金白银都回来了，所以才放心。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今年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用于现有国债项目的建设和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建项目。我估计明年可能还需要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经过这两年以后，现有的国债项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初具规模，国有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财政收入增加，社会资金渠道增多，我相信今后不需要再发这么多国债了。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种担心，现在老百姓一听说要发国债，半夜就起来到银行排队，国债一个上午就卖光了。我担心将来不发国债的话，老百姓会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现在银行储蓄的利率一年期只有2．25％，而国债三年期年利率是2．89％，五年期年利率是3．14％。但是，发行国债后，银行的存款并没有减少，在征收利息所得税以后，存款依然还在增加。这表明人民对我国的经济是有信心的。

德国金融时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谈到可能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几星期前，德国国防部长沙尔平先生访问北京，在同江泽民主席谈话以后，他见了德国的记者，说他同江泽民主席谈到了党的作用问题。昨天我听到中国的高级官员说，中国现在正在研究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我想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否已经临近？如果是的话，将从哪些部门开始改起？是从党还是从宪法制度开始改起？

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不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我们党内的各项制度要进行改革，包括干部组织人事制度要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的政权机关也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你说的谁先改谁后改的问题。

日本NHK记者：我想就日本教科书问题提一个问题，日本已经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您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的修改？另外，教科书问题会不会影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互访？

答：中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共同确定了一种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去年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按照江泽民主席所提出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我也向各界人士做了一些增信释疑的工作。我认为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很好的。

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同整个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事实被歪曲，那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伤害了全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些教科书是要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来审定的，所以日本政府对修改教科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以观点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推卸这个责任。我听说已经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据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映，这种修改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并不是谁要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问题，也是关系日本人民的利益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包括高层的来往。我再次重申，我邀请森喜朗首相今年访问中国。

中央电视台记者：本届政府任期间，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您这一次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里提出，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请问您对于目前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哪些进展比较满意，哪些方面还不太满意？哪些方面准备着力推进？

答：我认为本届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成功的。从1998年以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通过机构改革，使包括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干部，从33000人减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说减了一半，没有发生任何的动荡。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机构也按照同样的比例进行了精简。今年我们又确定，对于市县的机构按照20％的比例进行精简，辞退编外人员。这些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当然，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有些干部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工作，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还不是很清楚，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把这个叫做角色错位。我们还在进行改革，去年已经把十个国家局，相当于过去的十个部撤销了9个，改革了1个。这就是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还加强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部门，比方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这些部门我们要加强、要升格，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是副部级单位，现在要变成正部级单位。当然，职能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我们将继续努力。

俄罗斯劳动报记者：今年在上海要举行“上海五国”元首会晤。请问中俄经济合作的前途如何，对中国的西部开发会起什么作用？

答：我想“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将继续过去的成果，包括推动经济合作的成果。通过首脑之间的交流，这个成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首脑会议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将采取措施促进我们之间的合作。

CNN记者：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我们看到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有不少代表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请问他们的这种反应是不是对于政府打击腐败的能力缺乏信心？

答：我对于今天的表决结果内心既感到沉重，也感到高兴，因为比去年的情况还是好一些，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这两个报告。我们一定会更加警醒，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政法工作、反腐败工作。我认为，这个投票结果并不表示人民群众对我们丧失信心，人民群众是信任我们的。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不久前您提到将聘请香港的金融专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请问是否已经物色到人选？除了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其他的部门会否也有相同的计划？这种安排是否会引起内地其他一些官员的不满，您对来自海外的人才有何要求和期望？

答：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决定要从海外我们的留学生中，从香港、澳门、台湾，吸收和利用人才，来加强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引进这些人才的重点，是那些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部门，比如说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

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史美伦女士来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还会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当然，我现在并没有确定的人选，我希望听取各界，也包括你对我提出的意见，这样便于我们进行充分的考虑和比较。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NMD和TMD，我们知道中国强烈和坚决反对美国发展NMD和将台湾纳入TMD，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的话，中国会怎么办？

答：你这个问题我一句话很难回答，是不是允许我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华盛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们非常认真地研读和仔细地解析，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们也得到了使我们满意的澄清。有些问题我们感到是误会，需要沟通，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钱其琛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这就是我们在高层次的沟通。我也收到了鲍威尔国务卿的来信。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而且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

我们被明确告知，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履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关于我们两国存在的分歧，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通过平等、互相尊重、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他也相信，台湾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至于伙伴关系与竞争对手，并不是矛盾的。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很高兴听到鲍威尔先生讲，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贸易方面还是伙伴。而且他也认为，在其它领域中美也应该进行合作。因此，我看这个分歧不算太大。我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会议，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之一。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我也相信，中美两国近16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

我们很高兴布什总统接受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要参加今年10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访问北京，我相信这是我们相互沟通的一个大好机会。

关于NMD，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同时它只会导致国际的军备竞赛。我们多次明确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知道，布什总统表示会和中国进行协商。

法国世界报记者：最近对中国股市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就像一个赌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有崩溃的风险。我想问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发展奉行什么样的政策？A股市场和B股市场合并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上海和深圳两个股市的合并有没有计划？另外，我们注意到，中国一些上市公司经营不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被摘牌，上市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被摘牌这种情况是否会在中国股市发生？对于这些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中国是否会采取严厉的措施？

答：关于中国股市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不是说明中国有言论自由吗？因此，我对中国股市的状况不会做任何评论。我们的既定方针就是要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规范、监管、自律。最近，中国证监会对B股的改革，是我们对股市整顿和改革的一个新尝试，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目前居民手中近800亿美元的外汇，为他们开辟一条新的投资渠道。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投资B股，促进B股的发展。至于A股和B股会不会合并，证监会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排除它们合并的可能，但是这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于上市公司的整顿，是股票市场加强监管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证监会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摘牌肯定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措施。

人民日报记者：现在社会上对收入分配问题意见比较强烈，您在“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也提出，要规范社会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请问您怎样看待当前收入差距的问题？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力措施调节收入分配？

答：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但是我认为，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第一，因为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由于目前粮食供给的相对过剩，粮价下跌，农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已经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我们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城市居民中，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因此，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完善和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进再就业的工作来解决。第三，某些行业或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由于垄断的优势，收入过高。我们将对这些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进行体制改革，改变他们的垄断地位。当然，我们还会通过税收的手段来缩小收入的差距。比方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收入最高的应该交45％的税，这些方面我们执行得还不很好，今后要更好地改进，要依法征收。总之，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三句话：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英国SKYNews电视台记者：请问您是否真的认为，江西的一所小学校是由于一个孤僻的、脑子有问题的人背了两袋子鞭炮炸毁的？你是否担心，由于您这样一个说法，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答：我对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心情感到很沉重，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感到心情沉重，我应该进行检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江西省省长立即从北京赶回江西处理善后，公安部也派出专家调查组对爆炸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正式的调查结果，就像我前几天向报界宣布的那样。在我讲话以后，我知道海内外的新闻界，包括香港一些媒体，认为这一次爆炸是由于学校生产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亲自要求公安部长贾春旺再派遣一个6个人的专家调查组，到江西去进行微服私访。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比方说这个学校在1999年曾经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学生做爆竹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在去年萍乡爆炸案发生以后，他们停止了这种活动。另外，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找到生产和装配这种花炮的证据。

今天，我不需要在这里跟对这件事情有怀疑的中外记者进行辩论。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对于中央和江泽民主席的指示执行不力。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么样，历史是不能隐瞒的，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能够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来否定原来的结论。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定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重申和完善已经制定的法规，就是说，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定会把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于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现在两岸关系还是僵持状态，我不知道总理有没有想过采取一些不一样的具体的方式，来化解两岸的僵持。比如说在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下推动两岸“三通”，或者是像去年下半年钱副总理说的那样，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就是用更有弹性的方式来解释一个中国。

答：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所有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明确的、一致的，也就是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来办事。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有人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如果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关于“三通”的问题，我们从1979年以来就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促进“三通”的实现。我们的原则从来都很明确，那就是“一国两制”，直接“三通”、双向交流、互惠互利。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那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怎么谈呢？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中国人民完成十五计划的那一年，你认为你会在哪儿？还是在总理的位置上，或者是在学校，或者退休在家？您认为到多大年龄时，您就不再适合担任公职？

答：我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特别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朱镕基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不中用了。也有香港报纸说，可能这次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他最后一次的报告了。我想他们说得也对，我比你们在座的人都老得多。我目前只能说，我的任期是到2003年，现在来谈论今后的人事问题还为时过早。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由我来做，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我来做。因此，明年的记者招待会还是由我来回答问题，今天提问题没有提够的，欢迎你们明年再来。至于说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干什么，那么我可以说，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了，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去年秋天中国的基金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后来经过严格的整顿，加强了监管。请问今后五年中，证券市场的监管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是上市公司还是交易秩序？

答：从今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的任务，或者说中国证监会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监管，通过法制规范的办法，来实行公正、公平、公开。当然，它的监管重点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今年要取得突出的或者说比较显著的成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中国农业的问题。税费改革被称为继中国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第三次农村革命，毫无疑问，它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也有人担心这种改革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乡镇面临财政困难，农村教育经费短缺，请问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答：农村税费改革是一次很大的革命，我们绝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恐怕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现在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也就是农业税率从5％提高到8．4％；与此同时，把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各种乱收费一律减掉。这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准备拿出200亿到300亿元补贴给农村，给有困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些收费主要是用在农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补贴这些钱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下决心，一方面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一方面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这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再在全国推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但是，这个改革如果得到成功，我们的农业基础就稳固了，农村就稳定了，国民经济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路透社记者：您的报告中谈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的思想，请问对于普通人来讲，“三个代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德治国”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答：我想，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的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来阐明这个思想，我想不是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开一次研讨会。

澳门日报记者：澳门回归一年多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开局很好。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变化，以及中国和中国台北相继加入WTO以后，澳门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什么变化？澳门的发展前景会怎么样？这是澳门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能不能请总理谈一点看法和意见？

答：澳门地域较小，经济规模不大。但是它高度开放，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联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相信在中国加入WTO，台湾地区随后也加入WTO以后，澳门更能够发挥它的优势来加强这种联系，更好地发挥它的纽带作用，使它自身的经济也发展得更快、更好。

中国日报记者：今天是3·15维权日，近年来制造假币，还有棉花、粮食掺假事件时有发生，人民对此反映强烈。请问国务院在打击、遏制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竞争能力方面，将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

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的欺诈行为、假冒伪劣、坑蒙诈骗层出不穷，大家可以从《焦点访谈》和其他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这些情况。我看了以后义愤填膺，晚上睡不着觉。现在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查处，保护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因此，我们除了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立法工作以外，还要加强执法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还要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等等。这些单位都应该发挥他们的市场监管作用。我们今年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会，来加强这项工作，包括整顿文化市场。当然，不是搞运动，但是开头总得有点声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持久执法的工作。

亚太金融新闻社记者：早些时候您谈到农村税费改革时指出，改革以后会有资金的短缺，因此，需要对农村的教育进行改革，但是钱少了，怎么样才能进行农村教育的改革，从而确保在农村地区的所有孩子都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得到应有的教育？

答：我们一定要实现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钱不够，就加钱，而且应该把这个钱用得更加有效。就是说，还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可能会对你这个问题回答得更加具体。

朱镕基总理最后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中外记者来参加这个招待会。他希望明年能够更多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